（续上）
自唐代后期起，开始盛行以王羲之为正统与核心的 “笔法授受” 谱系，及至明代《永乐大典》的总纂修解缙所著《书学源流详说》，这个谱系仍在不断延展、扩充，已然延伸至明初的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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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法授受谱系近似于汉代经学的 “师法” 与 “家法”，其发端于张彦远《法书要录》里的 “传授笔法人名”：蔡邕从 “神人” 获笔法，笔法由此传出，王羲之为授受的核心。大致同一时期的卢携在《临池诀》中援引张旭之言，已将笔法授受的脉络直接从王羲之起始，羲之传于献之，而后由智永传予虞世南，虞世南传至陆柬之，陆柬之传与陆彦远，陆彦远传给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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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的传人众多，有韩滉、徐浩、颜真卿、魏仲犀，再传蒋陆及蒋野奴，又传崔邈，崔邈传予褚长文、韩方明。而徐浩又传予皇甫阅，阅传至柳宗元、刘禹锡，柳又传与方直温等。此外，（传）韦续纂辑的《墨薮》中的 “用笔法并口诀” 等，收录了不少有关笔法授受的传说，授受的源头更是追溯至了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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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后，受理学道统论的影响，笔法授受谱系也逐步道统化，成为帖学传承的宗法统绪。
明代解缙以才华著称，书法也受时人推崇。《解缙草书自书诗卷》“此余近日所作数诗，皆率尔而成，今又率尔书之。虽然，未尝敢弃古自为也。中间复笔、覆笔、返笔之妙，付有识者自辨之。永乐庚寅五月二十三日夜，京城寓舍书与禎期。縉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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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不但继承并拓展了唐人所记述的 “笔法传授谱系”，而且进一步强化了王羲之的宗主地位，“逸少世有书学，先于其父枕中窥见秘奥，与征西相师友，晚入中州，师新众碑，隶兼崔、蔡，草并杜、张，真集韦、钟，章齐王（皇）、索。润色古今，典武之兴；登峰造极，书家之盛”。在所有书家当中，唯独对羲之极力称赞，称其诸体皆优，集众家之精华，“润色古今”，“登峰造极”，非他人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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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这个笔法授受谱系可被视作以王羲之为宗的帖学 “道统”，清人胡元常直接将此点明：“曾言讲学有道统，即书法一道何莫不然。右军笔法传于欧、虞、褚、薛四大家，再传于李北海，北海传于颜、徐，颜、徐传于柳，柳传于宋苏、黄、米、蔡四家，宋四家传于赵，赵传于董，董以后惟张、刘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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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笔法授受的传统有其依据，只因在古人看来，书法这门技艺颇为玄奥，非 “口传心授” 难以掌握其要诀，然而是否真的如此脉络清晰、代代相传，却未必可信，不可视作 “信史”。清代学者万斯同明确指出，张彦远《法书要录》中的 “传授笔法人名” 和解缙所述的授书谱大多不符史实，有的授受人之间年代相隔甚远，不可能直接传授笔法，因而认为此论 “谬妄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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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张天弓经过深入考证辨析，认为这是中唐以来 “层累地构造” 而成的以 “书圣” 王羲之为中心的 “伪笔法传授谱系”，五代两宋以后，这一谱系仍在膨胀。至明清时期，受理学的影响，这一谱系的 “道统” 化趋向愈发明显。
“口传” 尤其是 “心授” 被视作中国 “道统” 的重要传承方式。“道统” 即儒家传道的统绪，一般而言，“道统” 一词最早由朱熹提出，然而道统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孟子・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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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韩愈在《原道》中进一步明晰化，将孟子所述自尧舜以来的圣人学统归为 “道” 的传承过程，有与佛教法统相抗衡之意，其道统论或多或少是受佛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所启发而形成的。这个由圣人及心传方式延续的统绪后来为宋明理学进一步强化，成为儒家思想传承、道义弘扬以及正统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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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的笔法授受统绪论显然受到了南宋以来理学家的道统论的直接影响。解缙论书，多从儒家道统的脉络来审视，他在《跋苏文忠公书》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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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为艺非他艺比也，历世圣贤重之，盖宣人文，施治化，述六经，应万事，经天纬地，不能外此。至百千万年，日用而不可阙者，岂他技艺之可比哉！是故自庖牺作书契，三皇五帝，无不在于书者。世远不能得见其迹，古文尚书与世传石刻亦彷彿其万一，皆非缪妄者矣。周人善篆书，孔子为人作题扁大字，观阙里床前砚、延陵季子墓石可见矣。汉、晋、唐、宋帝王皆学书，汉光武帝、章帝、晋武帝、元帝、唐太宗、宋太宗、高宗其尤也。当时臣庶多能书者，杜度、张芝、钟元常、王逸少、欧、虞、楮（褚）、薛、苏、黄、米、蔡其尤也。其志工于书也，岂徒为人观美哉！盖天之文与地之文、人之文一也。（解缙，《解文毅公集》卷十六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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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解缙在此对于书学源流的阐述是与儒学源流紧密相系的，将书学视作儒家道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学能够追溯至伏羲以及三皇五帝，融合天文、地文与人文为一体，乃文明初创之圣贤所 “创作”，为历代帝王贤臣所 “传述”。
在儒家的道统之中，孔子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圣贤；相应地，在书学的道统里，最为重要的圣贤王羲之也就极易被类比附会为书法领域中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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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比由来已久，只不过时而隐晦时而显明罢了，最为明确的当属明代项穆的《书法雅言》。《书法雅言》中多次将王羲之比作孔子。首章 “书统” 中就说道：“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钟、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 如同孔子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成为儒家道统的创立者，项穆将王羲之视作 “兼乎钟、张”，融合古今的书学道统的创立者。故而项穆在 “古今” 一章中进一步称王羲之是 “书之正鹄”，将其比作孔子为 “圣之大成”，具备孔子 “时圣” 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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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书法的取法以及审美风格而言，认为王羲之深得 “时中”（《中庸》）的精妙，文质彬彬，贯通古今，以 “中和” 为准则；在 “资学” 一章的 “附评” 里，项穆再度强调，“夫道之统绪，始自三代，而定于东周；书之源流，肇自六爻，而盛于两晋。宣尼称圣时中，逸少永宝为训。盖谓通今会古，集彼大成，万亿斯年，不可改易者也”，总结了王羲之在书法道统中不可撼动的神圣地位。鉴于这种地位，右军之书也就成为书法史上最为重要、最为顶级的取法标准，而且若非如此便不足以谈论 “正道”，因此项穆在 “规矩” 一章宣称，“岂有舍仲尼而可以言正道，异逸少而可以为法书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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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孔子确立了儒学的正统、正道一般，王羲之确立了书学的法度以及审美、价值取向。
故而应当以王羲之为书学的标准，借此来区分书法史中何者为正统，何者为异端，何者为正教，何者为邪教。在技法方面，项穆认为王羲之达到了孔子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的 “神化” 境界，以《王羲之乐毅论宋拓越州石氏本》、王羲之各类尺牍（收于《王羲之墨迹摹本全集》）为例，认为这些作品皆阴阳契合、美善兼通，领悟了孔子神化之理、庖丁解牛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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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穆还从人生的进阶之境层面将王羲之与孔子相较，在 “功序” 一章中，言右军书法五十二岁而称妙，如同孔子晚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在知天命之年抵达自由之境，似乎有超过孔子而无不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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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项穆以孔子作为典范来论述王羲之，意在以儒学统摄书学，以道统贯通书统。项穆将王羲之与孔子相提并论，将王书确立为书坛的 “雅言”“雅音”，以儒学作为书学的思想依据和批评标准，并从儒家政教伦理的高度来探讨书法的功用，因此也将书坛教主王羲之的地位提升到了儒家圣贤的高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学者们大多将项穆的《书法雅言》视为儒家书学思想最为集中、最为鲜明的表达，可以说是儒家书学道统论的系统完成之作。
（鸣谢张兴成先生崇王论！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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